交易科学哲学中的几个精妙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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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素以抽象思维见长，哲学文本大都充满了概念论辩、逻辑推理、语言分折之类的东西——这是哲学的典型的方法和特色。但是，一些聪明的哲学家有时也借助形象思维，把比喻引进哲学论述，从而收到异曲同工、曲径通幽、事半功倍之效。

 

　　这些比喻往往十分精妙，把复杂深奥的哲学命题顷刻化解为易于领悟的意象，使读者豁然开朗、涣然冰释。同时，它所蕴涵的真谛、睿智和妙趣，也能使人们得到智慧的启迪和审美的享受。外汇通金融投资培训小编总结了一下科学哲学历史上五个有名的经典性的比喻，拟和读者共同分享其中的悠远意境和幽微境界。

　　一.双筛

　　“双筛”之喻出自奥斯特瓦尔德(W.Ostwald,1853-1932)。他是德国着名化学家、物理化学和颜色学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就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天才、科学组织、一般文化问题、能源、公共教育、人道主义、战争与和平、国际主义、世界语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诱人的见解和行动方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人科学家。

　　在1908年出版的《自然哲学概论》中，奥斯特瓦尔德在论述“因果律”时列举了双筛的比喻：“我们可以把世界比作是一堆沙砾，把人比作为一个比另一个粗的一对筛子。当沙砾通过算双重筛子时，明显相等的大小的细粒集聚在两个筛子中间，较大的沙砾被第一个筛子排除，较小的沙砾被容许通过第二个筛子。断言所有的沙砾由这样的相等大小的细粒组成，恐怕是错误的。但是，断言使细粒变成相等的东西的是筛子，同样也是虚假的。”

　　在这个“双筛”比喻中，一个筛代表因果律中主观的成分，一个筛代表客观的成分。奥氏认为原因和结果这一科学推论的最普遍的形式，在因果律的名义下被提高到先于所有经验的原理和使经验成为可能的真正条件。他从进化认识论的视角解释说：通过人的特定的生理组织，最普遍涵义上的记忆——正像在有机体中已经反复发生的那样，与全新的过程类型相比较，这样的过程容易进行——即(在恒定地改变的过程的多样性中再发生的部分)概念的形成特别被激励和被推动。

　　经验的再发生部分以此跨入突出地位，由于它们对于生命安全的至高无上的实际意义，在进化和适应理论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有机体、尤其是人的有机体的生命的整个结构和模式，甚至也许生命本身，都稳定地与那种预见密切相关，从而也与因果律有关系。如果乐意的话，可以称这样的关系是先验的关系。就个人而论，它无疑是先验，因为他从他的双亲那里通过遗传而得到的整个组织已经在这样的影响下形成了。对于种族而言，它是后验的，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获得的经在机体中的积淀。

　　奥斯特瓦尔德进而表明，我们以特殊的样式对我们的经验作出反应，由这种样式引起因果关系的环境有时用这种方式表达：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而是由人引入的。在这种表达中的真理成分在于：人们不得不假定，处于进化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各样的生物也许能够，或者也许必须按照截然不同的相互关系排列它们的经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生物的经验，所以我们没有可能形成关于它的行为的正确观点。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构想不具有重合部分的经验的世界。因此，在这样的世界上，预言是不可能的。即使在被赋予记忆的生物中，这样的世界也不会以自然定律的样式唤起各种经验的概念和概括。奥斯特瓦尔德在这里并没有偏执于主观主义的极端。他紧接着强调，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除了形成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主观因素外，或者除了依赖于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的因素外，还存在着我们必须直接加以考虑的客观特征，或者独立于我们的特征，就自然定律而言，也包含着客观部分。正是为了形象而清楚地描述知识与我们心智的关系，为了一目了然地揭示自然知识中存在的主观成分和客观成分，他提出了“双筛”比喻。

　　二.鱼网

　　“鱼网”之喻出自爱丁顿(A.S.Eddington,1882-1944)。他是英国着名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科学哲学家——着有《物理世界的本性》(1928年)、《科学与未被察觉的世界》(1929)、《科学的新途径》(1935)、《物理科学的哲学》(1939)等。

　　爱丁顿的哲学思想深受柏拉图和康德的影响，他的同胞、哲人科学家克利福德(W.K.Cliford)和皮尔逊(K.Pearson)的论着也在他的思想上打有烙印。在爱丁顿看来，人不可避免地企图 获得关于存在于他意识之外的某物即“外部世界”的知识。于是，爱丁顿就面临着那个为主观主义所特有的问题，他必须说明，局限于我们自己的意识的知识如何能够成为关于处在我们意识之外的某物的知识。他的解决办法是新康德主义的：他认为只有当“外部世界属于意识的本质时，经验才能够使我们熟悉他的特性。于是。

　　“外部世界”就是意识，就是生命;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所有“客观的”知识，就是关于精神的知识，那个纯粹客观的世界就是精神的世界，物理学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反映它的影子”或者“把它符号化”。但是，爱丁顿不情愿地得出下述极端的结论，即断定“物理世界”直接就是主观的，并且是存在着的惟一一个世界。在他的哲学中，“外部世界”是“给价值留下地盘”的一种方式，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客观性这个观念的尊重。

　　为了明晰地阐述他的所谓“选择主观论”——非常接近康德的先验论，但也注意到科学知识的某种客观因素——的哲学思想，爱丁顿在《物理科学的哲学》一书中借用鱼网作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比喻。

　　我们假定，一位鱼类专家正想探究海洋中的生命。他舒臂撒网，而且捕获了一定数量的海洋生物。他检查了自己的捕获物，……并由此作出了两项概括：

　　凡海洋生物皆长于5厘米。凡海洋生物皆有鳃……

　　捕获物相当于物理学知识体系，网相当于我们运用的思维装置和感官工具，撒网意味着观察。显然，捕获物即物理学知识具有(1)主观和(2)客观的特征。因此，我们的知识虽然不是绝对地、但本质上是完全由我们的感官和思维机能的结构决定的。正是基于这种观点，爱丁顿晚年试图推导出先天的，即不依赖于经验的根本性的自然常数和自然法则。

　　三.船只

　　“船只”之喻出自纽拉特(O.Neurath,1882-1945)。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奥地利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组织者和发言人。他对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教育学也十分感兴趣。作为逻辑经验主义者，纽拉特提出物理主义的观点：一切经验(包括心理的和社会的)陈述，即一切既非重言式也非胡说的话，原则上都能够表述为关于时空中的物理对象和活动的陈述。

　　这实际上揭示出主体间理解和统一科学语言的可能性。他还认为，证实原则本质上在于将一些陈述与其他陈述相比较，而不是直接与经验相比较(这一看法无疑来自迪昂)。此外，科学统一、真理融贯论、强整体论(同样源于迪昂)也是他的哲学创造。

　　纽拉特由于具有迪昂的整体论思想，从而认为科学知识并无稳固的经验基础，也无石里克和卡尔纳普所谓的纯粹记录经验观察的语句，即原始记录语句或原子记录语句。他在“记录语句”一文中论述说，具有统一科学语言的高度精确的表达式，随着知识的进步不断地增加。然而，即使如此，这样的科学术语也没有一个是完全精确的，它们必定是含糊的。

　　由纯粹原子语句构成的理想语言是和拉普拉斯的精灵一样的形而上学的虚构。不能认为科学语言及其符号系统的日益发达就已趋近这种理想语言。为了清楚而生动地阐明他的见解——“把决然确立的纯粹记录语句作为科学的出发点是办不到的”——他形象地比喻说：

　　“白版是不存在的，我们像水手一样必须在大海上修复船只，而决不可能在干船坞中拆卸并用最好的材料修复它。只有形而上学成分可以不留痕迹地消失。而含混的语言组合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保留下来作为船的组成部分。如果含糊性在一处减省了，它就会在另一处增加。”

　　爱因斯坦对纽拉特的观点十分赞赏，对其比喻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52年与卡尔纳普谈话时说：“没有岩石底座，只有纽拉特要修复的船漂浮着。”奎因也承认，“纽拉特的关于船的惬意的图像”对他提出整体论有“一些影响”。

　　四.沼泽

　　“沼泽”之喻出自波普尔(K.Popper,1902-1994)。他是20世纪最着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他以其批判理性主义、证伪主义、进化认识论以及开放的自由主义、反历史决定论而名满天下。

　　在彭加勒的约定论和迪昂的整体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不充分决定论、观察渗透理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归纳法不切实际等思想的影响下，波普尔对于把经验作为科学的牢固基础的传统观点提出疑问，认为所谓基础陈述都是相对的。

　　为了论证“客观科学的经验基础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他巧妙地引入了一个趣味盎然的比喻：

　　科学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基岩上。可以说，科学理论的大胆结构耸立在沼泽之上。它就像树立在木桩上的建筑物，木桩从上面打入沼泽中，但是没有到达任何自然的或“既定的”基底。

　　假如我们停止下来不再把木桩打得更深一些，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坚固的基础。我们只是认为，在木桩至少暂时坚固得足以支持这个结构的时候停止下来。

　　五.坚果

　　“坚果”之喻出自拉卡托斯(I.Lakatos,1922-1974)。他是英籍匈牙利人，着名的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历史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阐述迪昂-奎因论题——“如果有足够的想象力，便可以通过适当调整一个理论所置身的背景知识，使该理论永远不被‘反驳’”——以及在批评朴素的证伪主义和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主张时，用一个贴切而绝妙的比喻。

　　描绘出他所批评的对象的内容：朴素证伪主义者坚持，假如我们有一组矛盾的科学陈述，我们必须首先从中选出一个受检验的理论(作为坚果);然后我们必须选出一个已经接受的基本陈述(作为锤子)，而剩下的便是没有争议的背景知识(以提供一个砧子)。为了使这一观点有力，我们必须有一种“硬化”“锤子”和“砧子”的方法，以便我们能够打破“坚果”，从而作出一项“否定的判决实验”

　　。但这种划分的朴素“猜测性”太任意了，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硬化(另一方面，格林鲍姆则应用了贝叶斯定理，以表明“锤子”和“砧子”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很高的后验概率，因而具有足够的“硬度”来作为坚果破壳器)。

　　拉卡托斯的结论是：“同朴素证伪主义相反，任何实验、实验报告、观察陈述或业经充分证认的低层证伪假设都不能单独地导致证伪。在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是不会有证伪的……

　　只有根据某个优胜理论，以事后之明鉴才能在众多的反常中确定哪些是‘判决性的反证据’或‘判决性实验’。”至于他所说的“迪昂认为硬核崩溃的原因纯粹是美 学上的原因，而我们认为主要是逻辑的和经验的原因”，则是对迪昂的整体论思想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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