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降息能否解决澳大利亚经济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在2019年变得更加不确定，这使得各国央行转向温和。

　　澳大利亚央行现在也陷入了这样的境地。此前，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菲尔·洛威(PhilLowe)改变了该行长期以来的说法，不再坚持利率上升是唯一路径，而是改变了它们未来发展方向“更加均衡”的风险。

　　在世界经济环境趋软、国内经济前景一片混乱之际，澳大利亚央行改变了对前景的看法。尽管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但工资增长尚未明显提速，通胀仍顽固低于该央行的目标。

　　尽管澳大利亚央行一直耐心等待其目标得到实现，但部分指标最近出现恶化，包括最近的GDP增速。而与此同时，房价一直在下跌，对于已经谨慎的消费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支出风险。

　　因此，金融市场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现在一致认为，澳大利亚经济已经失去动力，可能会进一步失去动力。如果这成为现实，那么可能需要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降息可能重新回到澳大利亚央行的议程上。

　　但考虑到澳大利亚尚未解决的债务失衡问题，或者在当前经济周期的这一时刻，这种行动是否会特别有效地产生实质性的更好的经济成果，有必要提出质疑。

　　尽管毫无疑问，当前的货币政策环境很好地支撑了经济，但在工资增长持续疲软的新模式下，这还不足以创造足够强劲的条件，让澳大利亚央行加息。尽管该央行辩称，重要的是利率水平，而较低的利率水平应该是有效的，但它似乎很少考虑这一过程，这既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也没有加剧失衡。

　　简而言之，如果自2011年11月以来325个基点的政策降息幅度还不足以让澳大利亚央行实现其目标，那么另外50个基点——市场和经济学家青睐的宽松措施——能否实现目标？如果没有，哪些常规或非常规政策将被认为是适当的？

　　注意到，欧洲和日本的经验表明，零利率/负利率和量化宽松等引人注目的政策设置并非没有相当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假设澳大利亚央行最终会将政策利率降至1%，那么我们也应该考虑这样的措施可能有多有效。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但似乎很难想象它将支持经济的实质性复兴。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事实上，考虑到短期货币市场的融资压力，政策传导本身是不确定的——50个基点的举措不太可能被放贷机构完全传递出去。

　　对家庭而言，除非借款人选择改变他们的安排，否则不太可能对现金流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可能稳定房价，但对信贷的限制，加上买家的谨慎，可能仍将朝着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即使成功了，试图回到家庭借贷和债务的源头来支持经济似乎也是不明智的。

　　不久之前，澳大利亚央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金融稳定，以及澳大利亚家庭债务占GDP的120%左右，居世界前列。家庭信心问题也应该考虑在内，而澳大利亚央行降息可能导致家庭更加谨慎的风险。总体而言，尚不清楚放松货币政策将如何推动家庭收入增长，以及时支撑支出、通胀和房地产市场。

　　对企业而言，进一步降息可能无关紧要。利息成本不在他们的主要担忧之列，降息50个基点是否会对未来的投资和就业决策产生影响，值得怀疑。

　　那么澳大利亚央行的天然稳定器澳元呢？它可能会再次降低几美分，但不会有太大效果。它可能有助于服务出口，但会增加进口商的成本，使工资增长更难实现。

　　那么该怎么办呢？与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澳大利亚的预算状况令人羡慕，这可以建设性地用于协助澳大利亚央行的努力。以提前实施家庭减税为形式的财政刺激，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开端，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

　　此外，在12月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很明显，生产率增长乏力对经济和工资增长构成了压力——这是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现在需要的是提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这一呼吁来自各行各业的经济学家，包括那些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洛威在去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了生产力对未来繁荣的重要性。

　　他的主张是，根据生产力委员会的优先事项清单，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税收体系的设计；基础设施的提供和定价；我们为创新和新业务融资的方式；以及我们围绕创新、风险和创业的商业文化。”

　　这些措施虽然明显雄心勃勃，但将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支持澳大利亚缺乏的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增长。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只依靠货币政策来支撑经济，负责任地尽可能多地从未来借款。现在是决策者集体努力寻找更好办法的时候了，政府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