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70年：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

　　货币有三种价格：物价、利率和汇率，它们分别是货币的对内价值、时间价值和对外价值和美元：

　　第一，人民币和美元各自的NEER与REER均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收敛，其中人民币在1994年汇率并轨后开始收敛，美元相对较晚；

　　第二，人民币与美元的有效汇率指数也呈现收敛状态，观察图形可见，更多的是人民币向美元收敛。虽然这与基期，2018年该比例为0.55%，为加入WTO之后的最低水平。如果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发酵，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将加速转变为顺差与逆差的交替。当然，这也与中国国内的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值得强调的是，这恰恰表明国际收支从失衡到均衡的回归，国际收支的均值回复也反映出汇率更加合理。同时，对外均衡也是内部均衡的镜像。

　　回顾人民币汇率70年的轨迹，可以清楚地发现，价值规律始终是有效的，违背价值规律的改革措施始终是难以为继的。固定汇率制有助于贸易的开展，但偏离均衡汇率的汇率水平刺激了套利交易的兴盛，导致大量资金的跨境流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调节内外平衡，也在于缓解全球失衡，还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向着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制度转型势在必行。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的年报统计，在192个成员国中，只有31个国家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其中发展中国家只有4个(索马里、俄罗斯、墨西哥和智利)，如此看来，浮动汇率制好像并非“主流”，但在这31个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中，27个是发达国家，而且都是开放度比较高的国家。在IMF统计的7个国际货币发行国和选定的5个SDR篮子货币发行国也都选择了浮动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的改革方向)。值得强调的是，浮动汇率制不应被视为一种信仰，它不等于放任自由。没有适合于所有国家的汇率制度，也没有适合一个国家所有时期的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改革是汇率从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转变的过程，内生于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当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体到开放经济体，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与资本往来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汇率浮动的必要性就会越来越高。作为1994年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汇率制度的市场化“开弓没有回头箭”，而且，经过过去20多年的改革，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不断扩大，中间价形成机制更加合理，整体水平更加均衡，调节外汇供求和内外失衡的功能也不断增强。

　　但是，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走向真正的浮动汇率制还需要持续推动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定价方式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央行要退出常态化的、直接的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转而使用间接调控工具进行干预；还要发展有深度和广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解决境内外外汇市场发展不一致的问题，这又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紧密相连。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并非单兵突进，而是与其他改革措施协同推进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下一站，将更多的体现为汇率之外的改革。

　　注：本文计算的人民币贬值幅度与美元升值幅度等价，实际上是一种估算，精确算法应该将汇率表示为间接标价法而后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