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操盘手22年的投资江湖
第一次见关工是今年成都草莓音乐节前夜。
6月12日晚间,因为朋友搭线,我们坐上了成都一家“老妈兔头”(川菜馆)的同一张饭桌。
此前得知,关工1990年代初就进入期货市场,后折进证券市场。他现在帮很多朋友操作股票交易,每人500万起,利润分成30%(偶有20%,没有管理费)。因为账户太多,他需要专门雇人下单。
那时一位上海老大哥的柜台交易系统刚上线不久,我正在尝试在他的用户增长中分一杯羹——帮他拓展用户。
我跟关工介绍说,这个柜台交易系统支持开放的API接入,便于二次开发;不掉单;行情速度快市面上的系统2秒;系统延时方面也有优势。
他一直专心地剥着小龙虾,我则背诵着自己似懂非懂的产品特性。他表示,行情速度优势还是不错。但聊到最后,我武断地认为,他勉强表示出这个兴趣点,多少有些照顾情面的意思。
关工的交易风格是看好一只股票,直接市价买入,甚至挂高于市价的单子。计较每股几分钱的差价,对他来说,显得太不大方了。
席间,关工接到电话,有人托朋友辗转找到他,要他推荐几只股票。打来电话的人有600万资金准备入场。那天周五,上证指数(也就是大盘指数)收盘价5166.35。
关工说了几只他正在关注的股票,并提醒朋友的朋友,少量资金入场没问题,就当娱乐一下,大资金还是慎重一些。
挂断电话,关工说:“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要入场。”
第二个交易日(次周一),上证指数下跌超过100点,开启了这一轮暴跌。
7月30日下午收盘后,我在重庆拜访了关工,长谈至晚上九点。如果没有我打扰,那个下午他会去健身,或者游泳。
一
关工最早接触期货是在1993年底。那是中国期货发展第一个5年(1988-1993)的尾声。在那5年的“初期发展阶段”,国内期货交易所一度多达50余家,期货经纪公司则多不胜数。
精细化工专业出身的关工当时在一家工厂做技术工种。和关工一起长大的老彭告诉我,在当时那算是比较顺利的生活轨迹(求学,获取一个稳定的工作),但还是略显平淡。关工希望多一些变化,可以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普通。恰好一家期货公司招聘经纪人,关工没多想,跑去应聘——当时这样的机会并不算多。
“那时你懂期货?”
“不懂。期货公司招聘主要是找客户,广撒网。你去那里工作,总要拿到客户才能生存,这一批人拿不到客户,就换一批。”
“面试时都聊些什么?”
“填表,简单的问话,就说第二天开始培训,上班。”
“看起来并不困难。”
“当时公司请了一个香港过来的老师做培训。他是一个崇尚技术分析的高手,教我们切线。他说,一个尺子一支笔,就可以闯天下。”
野蛮生长的年代,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比较混乱,市面上甚至充斥着一些打着期货旗号的对赌公司。在关工进入期货行业1993年的11月4日,国务院还下发通知,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接下来的1995年,国内期货市场连续发生了国债期货“327”风波、国债期货“319”风波。
作为半路出家的经纪人,关工要凭借自己对期货的一知半解,去说服那些对期货一无所知的人开户交易。这样他才有机会留在期货行业。
这是一条并不清晰的路,稳妥起见,关工没有辞去工厂的工作,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做经纪业务。
1990年代中期,重庆这样的内地城市,真正懂期货的人少之又少。
关工做经纪业务,并没什么高明的办法。他们找那些写字楼,一栋栋扫过去。讲清楚期货是怎么回事儿并不容易,除了偶尔照本宣科地聊一些套期保值,主要的说辞是,这东西来钱快——因为杠杆大,其实还有半句没说,那就是亏起来也很快。
期货品种保证金比率各有不同,有5%、8%、10%等。关工介绍说,1990年代不少品种的保证金比率只有2%、3%,高的也不超过5%。也就是说,杠杆可高达50倍(简单的比方,如果是2%的保证金率,就是50倍杠杆。投资者花2块钱的保证金就可以持有一个价值100块钱的合约,合约涨2%,投资者就挣2块钱,也就是100%的盈利,如果合约跌2%,投资者的2块钱就亏完了,100%的亏损)。
几个月后,关工拉到从业第一个客户,一个跟家里有些沾亲带故的生意人。
“他做风机生意,大概挣了几十万块钱。他当时骑铃木摩托,走到哪里都拉风得很,放到现在至少相当于奔驰的水准。”
“他懂期货吗?你怎么说动他?”
“不懂,但他喜欢打牌,赌钱。打得大的一把也有可能上万的输赢。我就告诉他,这个赌得大,整好了5万就变100万。整不好也就5万块钱。而且你那个纯靠运气,这个我还有一点技术。”
“那时候你‘技术’怎么样?”
“我当时还搞不懂。就是感觉来了,就做了。”
“‘感觉’又怎么样?”
“亏了嘛。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两家人后来都不怎么往来了。据说那个人到现在都还不咋个安逸(重庆方言:“喜欢”、“待见”的意思)我。”
“你把他5万块钱亏光了?”
“没有!我最多给他亏了一万多,绝对不超过两万。绝大部分钱都是他自己取出去的,今天取三千,明天取五千。我就是背了个名。”
关工对这件事情的情绪还是有些复杂,他多次想过如何补偿这个沾亲带故的生意人,自己的第一个客户。
那时关工在工厂的工作每个月四五百块钱,期货公司工资很低,没有业务就200块钱。5万块钱的第一个客户,让关工在期货公司的工资陡然过千。最重要的是,那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
关工坦陈,第一波客户都是他成长的牺牲品。当时客户到期货公司开户,把钱转入账户,但客户基本上都不懂期货,操盘手就是关工。账户盈亏是客户的,经验是关工的。所以最后客户把钱亏了,关工在期货市场活了下来。“这多少有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意思。”关工说。
二
尽管专业上毫无交集,但关工说接触K线不久,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会做这个行业。这话现在来讲,显得有些自说自话。但考虑到跟他同期进入期货公司做经纪业务的300人中,现在只有3个人还在期货或证券行业,这么说似乎也不算离谱。
拓展业务之外,关工花了大量时间来学习期货,学习K线图。“每天对着电脑屏幕画15分钟K线图。一张坐标纸(上面有网格刻度),价格波动一次做一个标记。我办公桌周围贴满了K线图,全是手工画的。”关工说:“直到现在,我感兴趣的股票,我都会给画切线,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战术。哪个价位有压力,哪个价位有支撑。”
关工先接触《酒田战法》(原作者为18世纪的日本人本间宗久,以对米市行情研究闻名),之后接触国内期货第一人田源的一些观点。慢慢地,他开始熟读约翰-墨菲的《期货市场技术分析》。
关工告诉我,能够在这个市场活到今天,盘面分析技术是他很重要的优势。
不过真正给关工的投资生涯带来改变的,是1997年夏天一个偶然的信息,那个信息给他带来了投资生涯的第一桶金。
1997年夏天,关工在期货公司的生活寡淡如死水,行情平淡,业务不多,收入自然也不高。“我和另外两个兄弟伙听说,绵阳双飞龙有可能上市。这家公司以前发了职工股,可能有搞头。”关工说。
三人组织了五十多万客户资金,坐夜班长途汽车跑到绵阳。他们穿着蓝布衣服,挎着军用包,到双飞龙的厂区打听职工股的情况。
关工已经记不清他们接触的那个双飞龙职工长什么模样,但那人嗅觉的敏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双飞龙的职工股转让价大概是六七毛钱一股,他筹来票,以每股八毛的价格卖给关工和他的朋友。回到重庆,关工和朋友开始散步双飞龙的信息,说这家公司要上市,前景看好。
等双飞龙职工股价钱涨到一块七八时(有外地人来收票,绵阳当地自然也行情上涨),关工和朋友继续前往绵阳收票。他们在绵阳悄无声息,回到重庆就闹得热火朝天。
大概1998年初,双飞龙的职工股涨到两块八左右,关工和朋友在重庆组织了200多万资金,第三次前往绵阳收票。他们用塑料薄膜把钱裹好装进蛇皮袋,再用一件烂衣服裹住蛇皮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钻进长途汽车。
“其实一个个紧张得要命,谁也没带过几百万现金在身上。而且到绵阳那么陌生的地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这种筹钱到外地交易,之前是死过人的。”关工说。
最终交易在绵阳的一个公园进行,大概是每个城市都有的那种人民公园。两班人马,一边数钱,一边数票。拿到票,裹上剩下的百十万现金,三人快步走出公园,租车就跑。
回到重庆清点完账目,兴奋劲儿没过,三人都瘫倒了。“差不多25个小时,精神高度紧张。不要说吃东西了,水都忘记喝了。”关工说。
那只票最终价格飙升到超过3块一股,但关工他们在两块八左右,也就是第三次组织到资金时,就已经悉数出让了前两次到绵阳吸收的票。加上中间筹票的差价,算下来,关工一共挣了85万。
“1998年初在重庆有85万,什么概念?”
“我也不是很有概念。反正很大一笔钱,相当大一笔钱。”
老婆怀孕的前三个月,关工主要精力都在双飞龙这件事情上。85万拿到手,他觉得,那算是给即将面世的孩子一份不错的礼物吧。
三
拿到85万的巨款,关工花5万块钱买了单位的集资建房,剩下的钱继续做投资。
“98年有一波橡胶行情,我当时的判断是做多。结果行情启动之前先连打三个跌板,直接爆仓。我爆完仓,橡胶开始了那一波上涨行情。”
就在几天前,关工还带着85万的豪情,跟一帮朋友这里吃那里耍。“结果没几天就洗白了。”
跟关工一起遭遇亏损的还有老熊,关工最早的几个客户之一。老熊跟着关工在期货市场没少亏钱。关工搞不清楚老熊什么来头,只记得隔一阵他又拿一两万进来。
“他烟瘾很大,赌瘾也很大。最早做苏州商品交易所的红小豆,方向做反了,不断亏钱,不断加仓。赚钱的时候,他就抽良友(香烟),亏钱的时候就抽甲秀(香烟)。”
关工遭遇跌板打击的那几天,老熊跟关工在一起,他总是猛抽甲秀,烟雾把经纪公司的办公室熏得眼睛都睁不开。
“拿到平仓的单子,一下子觉得昏天地暗。”关工说。他总跟客户说做期货“来钱快”,自己还没好好感受一下“来钱快”的爽利,先把第一笔巨款亏没了。
“哎哟我日你妈哟!”
在重庆的办公室说起旧事,关工感慨不已,只有不断重复这句感情色彩强烈的重庆话。这句话用很慢的语速说下来,跟普通话里面的“啊,天啦”表达的意思接近。
关工已经不记得自己怎么从经纪公司五楼的办公室走下来,又怎么从上清寺步行十多公里回家——走完天昏地暗的十多公里,他脑子里依然空空如也。
关工喜欢说,很多事情都呈对称性。“比如股票的涨跌,上去得越陡,就下来得越快。”他华丽的第一桶金,也符合这个轨迹。
“平仓(游戏结束,卖掉自己所有股票,归还融资部分的本金并支付利息)出来还剩多少?”
“哎呀,就剩点渣渣。”
“也就是说,三个交易日之后,你就从身家85万回到了需要靠工资养活自己的日子?”
“第一次输得那么彻底。那时候孩子马上就要出生,就靠单位那点工资,算了嘛。”
“之后找到了什么应对方法?”
“老老实实上班,并且开始给报纸写股评,每天二三十块钱。那时还是邮局汇款,一周5张汇款单。”
“回过头去想,哪里出了问题?”
“个人而言,那时并没有什么投资理念、投资技术,资金管理也很成问题。就是想挣大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
“那次亏损有造成家庭内部的分歧吗?”
“老实跟你说,我到现在都还没告诉我老婆,我在1998年初就挣过85万。”
“为什么?”
“你想想,要是我在98年告诉她我挣了85万,那是什么概念?要是过几天我又告诉她,80万亏光了,那又是什么概念?”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我猜关工自己也答不上来。
那是关工最刻骨铭心的亏损。祸不单行的是,期货行业因为发展混乱,展业困难,政府监管也越来越严格。而来自家庭的压力,是他的孩子在4月份出生,他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1998年8月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这是继1993年11月4日国务院《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后的第二次整顿。这次整顿后期货交易所撤并保留了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家(2006年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
关工在这次整顿中失业,并很快在9月初转投证券行业。
四
回头看双飞龙职工股的经历,从吸纳、拉升,到派发,“我们基本上在‘一级半市场’完成了一次所谓的坐庄。不过当时懵懵懂懂,奔着钱去,挣到钱撤”,关工说。
也就是说,进入证券行业之前,他已经经历了一次完美的市场操作。几个月后,关工从领导办公室拿到自己证券生涯的第一份年终奖。“他从桌上的钱堆里顺手抽了一沓,回头一数,两万多。我也就上了几个月的班。当时我就想,这个行业,看来有搞头。”关工说,他们当时每个季度末还是双薪。
跨入证券行业后,关工结识了当时两位国内市场的顶级操盘手,也旁观了几次经典的坐庄案例。这些经历让他对K线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理解,也为他的盘面分析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
关工讲了几个片段给我听。
“阿斌做华资实业(的股票)——当时国内前十的操盘手,做到一半做不动了,喊出资方拿钱。‘必须拿钱,不拿钱就只有做死。’说完他自己跑到外面晒太阳,一帮出资人在屋里吵架。吵完了还是只有拿钱。”
关工谈到1999年一只钢铁股的坐庄案例,庄家把价格拉到理想位置,但出货困难。心一横,继续疯狂拉升,随后狂跌至原先想出货的价位,顺利完成出货。
“那是非常经典的案例,好比他们把一只票从2块钱做到10块,没法出货,就继续疯狂拉到20块钱。你根本看不懂为什么价钱就涨上去了,为什么又跌了。”
关工说,这是在对人性有了透彻的理解后实施的精准打击,散户完全应付不过来。“2块涨到10块,你(散户)嫌高,不敢进,那我让你看看,它可以很快涨到20块钱。当价格从20块钱再掉到10快的时候,就有人等不及要去抄底了。”
“很多人在价钱回落到10块钱的时候去看成交量,很小的成交量嘛,主力还在。但这种人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庄家在2块钱时进了2个亿(1亿股),在10块钱时出货拿回2亿,只需要卖出2000万股,而不是1亿股。剩下8000万股对他来说都是净利润啊,你怎么跟他玩儿?”
大概是这些阅历帮了关工的忙,从期货转入证券行业,他几乎轻车熟路。
在证券公司上班的第一天,1998年9月9日,关工推荐了飞乐音响(600651)。这只股票在随后连涨7个交易日,从9月9日开盘10.34元,到9月17日涨到了19块钱以上。不排除有运气成分,但关工说,这只票不是胡乱推荐,他在之前对盘面和基本面都做了认真分析。他找到K线给我讲解:“你看这个曲线,这是标准的ABC调整浪,对前期涨幅做了彻底修正。”
这次推荐让关工在新就职的营业部一战成名。
就着K线图,关工顺便给我讲解了他的几次经典战役。2005年,大盘第一次跌破1000点时,憋了好几年的关工对朋友们喊话:“有钱的就拿钱来,这是世纪性机会。”6月7日,他开始建仓重庆啤酒(600132),有钱就拼命加仓,做到2007年6月,如果单就进出场的价格比较,翻了差不多25倍(因为中间不断加仓,所以并不是资金翻了25倍)。对他来说,这是投资经历到目前最辉煌的一役。
2006年4月-5月,关工在航天机电(600151)这只股票上获取了近4倍的收益。
在2008-2009年,关工还抓住了熊市中14个月翻3倍的金科股份(000656)。
除了技术层面的分析,关工对信息获取也颇费心思。他翻手机上的订阅给我看,他的新闻关注,永远是要闻排第一,财经排第二。
关工说,在这个市场混饭吃,你不能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做什么,想做什么。他会拿周永康、薄熙来的新闻,去映照股市的一些微妙变化。当然,他还会从所有可能的渠道,获取他所关注的股票相关信息。
五
前面提到这些股票编号,并不是想刻意营造专业氛围。这些案例都和K线一起,刻在关工的脑子里。他记录这些故事,说出来都是一串数字,股票代码,起始时间,价格。只是为了便于我跟上节奏,他才会在代码后面加上股票的名字。写文章的时候我把它反过来,先写了股票名字。
关工清楚地记得这些大大小小的胜绩。不过跟行内的朋友一起聊天,他们更多地谈论失败的经历,而不是成功。
1998年初80万的亏损之后,关工还经历过一次融资炒股出局。
2001年2月,通过技术分析,关工看好方正科技(600601)。他跟四个朋友自筹50万,配资500万入场。关工亲自操盘,目标是翻倍。结果涨势未起,他们的小算盘就被交易部经理察觉,惊动了领导。当时关工和朋友面临两个选择:平仓出局,把钱还给客户;离开证券公司,自己去赌。
虽然盘面波动,但关工觉得自己的判断错不了,四个人开小会时他高喊“赌下去”,但其他三个人求稳,只好平仓。关工差点卖掉房子来填坑(50万亏完融资的500万出现小缺口)。后来那波行情因方正科技和四川长虹的股权之争结束。“看到牛骑不上去,而且自己还输了钱出来”,关工说,那是他第二次“做死”。
之后关工帮朋友操盘,融资做有军工背景的一只股票。但市场实在是糟糕,不断平仓。有时候关工和朋友自己的钱开的小账户(依然加了杠杆)实在绷不住了,就自己做高收盘价。“还好当时行情清淡,用不了几个钱就可以把收盘价做高几分钱,不至于爆仓又得补钱进去。”关工说,”那段时间真的是太艰难了,现在想起来眼睛水都包起。如果2005年那波行情晚来一个月,我们这些人都得死。”
而真正对关工投资理念和心态造成洗心革面式的影响,是2009-2010年的一次亏损。
2009年7月,关工的朋友给了2000万资金让他负责下单,但所有的命令都由朋友发出,关工只负责执行。他这位朋友在期货界以做铜闻名,08年经济危机后完成了一波疯狂做空(认为行情会下跌,持有到期卖出的合约。简单地理解就是先把东西借来卖了,等价格下跌后买个便宜的东西来还)获利。关工自掏腰包400万,跟朋友的节奏进退。到2010年1月,他们就因为做多(认为行情会上涨,持有到期买入合约,与做空相对。先以保证金的形式按照一定的价格把东西买了,到时候价格上涨,不必再多掏钱)疯狂获利,朋友的2000万做到1.86亿,关工的400万做到近2800万。
“中间有个插曲,9月28日日内暴跌,我打不通朋友的电话,因为仓位很重,我自作主张平掉了她很多的仓位,结果被狂骂。事实证明,她的决策一直都在正确的点位上。”关工说。
2010年1月,朋友从盈利中转出8600万。关工400万进场,就想跟着看个究竟(当时他自己做股票),所以没有从盈利中抽走资金。春节前夕,关工接到指令,做空。他挂着空单,跑去菲律宾度假。结果2月27日的智利大地震造成铜的价格暴涨,短短几天沪铜指数从55000点飙到63000以上,关工再度爆仓。
关工自嘲说,整个过程自己就是一个牵线木偶,除了9月28日错误平仓,并没有做过什么交易决策。但他清晰地记得朋友的账户从2000万涨到1.86亿时,他在办公室那一声歇斯底里的宣泄。他没有做过那么疯狂的单笔投资,期货重仓,疯狂盈利。
而关工自己400万的账户,一度涨到近2800万,最后重重跌落。这些年来,关工反复回味这次经历,当账户资金涨到近2800万朋友抽走部分盈利时,关工没有动。也许可以挣更多?当账户跌倒1800万时,关工想,要坚持“自己”的判断。后来账户资金吐出全部盈利,关工又想,反正进来了,我就看个明白。
在重庆的办公室,关工特意登录了那个期货账户给我看,余额不足二十万。爆仓之后,他再也没有动过那个账户。
以前关工给别人讲投资,通常会贴着四个方面讲:资金、技术、策略、心态。“心态就是人性,前面的工作做得再好,可能屙泡尿回来主意就改变了”,关工说,“万事都在变,人性永不变。”
2015年6月15日以来的这波股市滑坡,关工主要的几只票在1月份停牌(7月份复牌,表现还不错),错过了这波牛市,也躲过了这次滑坡。他7月份在新疆度假,“朋友圈都不敢发,我很多朋友做私募,只有一个朋友确定没有受到影响,有人过亿的融资摔了下来”。
“这也是上天的眷顾。”关工不无庆幸地说。他深知活在这个市场,风险永远都在,如果躲不开,坦然面对就是了。“投资这件事,不看你赚多少,看你活多长。我的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颗螺丝钉都是这个市场给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赢家,那我们就看谁活得更久。”关工说。
再度拜访关工这周,大盘行情依然不好,其中周一的跌幅达8.48%。但关工异常平静:“这样的行情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机会,我可以借机从容地选择新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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